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处于转型期，它上半期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承袭发端于1930年代的革 命文学、发展于“文 革”前十七年的反映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创作紧紧追随时代现实。

1978年12月，中国共 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一经废弃，作家们纷纷放开手脚，将创作热情投注于经济改 革的时代现实。率先呼应这一思潮的，是天津作家蒋子龙。他于1976年发表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发表成名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他的作品不仅大胆地暴露了十年动乱对我国工业战线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积弊如山的现实，而且大胆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开了改 革文学的先河。

说起改 革文学，大家不一定都知道，但是说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大家总该是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平凡的世界》，这部近年来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且广受人民大众喜爱的作品，就是改 革文学的一部代表作。我们今天所说的《陈奂生上城》，是作者高晓声复出后创作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水岭，也属于改 革文学的一部分。

内容简介：

陈奂生是一位中年农民，因为家中常年贫穷且负债累累，素享“漏斗户主”的雅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放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他的日子总算好过起来，米缸里有米，衣橱里有衣，身上有了肉，脸上也有了笑。陈奂生经常在半夜惊醒，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米缸里的米和衣橱里的衣服。发现米缸满满当当，衣橱里有厚棉衣，他就会傻傻地笑。确定了这一切不是梦之后，他这一激动，就容易睡不着觉，一直傻笑着到了大天亮。

陈奂生做起了小买卖，他要去城里卖油绳，赚几个零用钱来买顶保暖的新帽子。虽然兜里有钱，但是勤劳俭朴的陈奂生决定，一定要在油绳卖完后再去买帽子。他在火车站卖油绳，生意很好，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快把他的油绳买光了。油绳卖完，陈奂生也饿了，他就着车站的自来水和带的干粮，吃喝了个饱。他赚了钱，满怀喜悦，却因为赶路出了太多汗，又喝了太多凉水，慢慢感到浑身无力，头晕体虚，竟一头躺在车站的候车室直接睡倒过去。

曾经下放到他们村的一个姓吴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成了县委书 记。他碰巧发现陈奂生，还认出了他，就好意带他去看病打针，并安排他住进了县招待所里。第二天，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看着白花花的墙壁，可以倒映出自己模样的地板，还有那个一坐就变形的“凳子”，他受宠若惊，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观摩起来，生怕弄坏了什么东西。

服务员知道陈奂生是县委书 记带来的，刚开始还以为他是什么老干部，对他毕恭毕敬，但是在后来的对话中，陈奂生“暴露”了身份，服务员的态度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陈奂生知道这里住一晚上就要五块钱，心里慌张得不得了，他实在心疼自己的钱，就和服务员讨价还价起来。“我是半夜进来的。”陈奂生虽然睡着了，但还是有些印象。他想着可以讨个半价，服务员却说，不管什么时候进来，都是五块，要是过了中午十二点，还得加钱。陈奂生一听要加钱，赶紧就把五块钱结了。回到房间，陈奂生对他的遭遇感到闷闷不乐，既然花钱了，那他一定要把这钱给花值了。他在房间里大搞“破坏”，连那个先前不敢坐的沙发，都在上面一蹦一跳。

陈奂生回村了，本以为免不了老婆一通臭骂，没成想，这件事反而让他成了名人。是问谁坐过县委书 记的专车？就他陈奂生一人！谁住过五块钱一晚上的招待所？还是他陈奂生一人！他不仅没挨骂，在村里的地位还一下子提高了，甚至一些乡上的领导都会过来看望他，向他问问县委书 记的事。

“这五块钱花得值！”陈奂生获得了心理上的虚荣和满足，早就不在乎那五块钱贵不贵了。

该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卖油绳，机缘巧合之下坐了县委书 记专车，住进了县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空虚的精神状态。

高晓声是比较关心农村问题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这些作品，主要是揭露新中国农民在政治风云的拨养中极其艰难的生存状态，侧重反思揭露农民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但从《陈奂生上城》开始，高晓声的笔触伸向了农民灵魂的深处，探索新时期农民的精神状态，寻绎其悲剧命运的内部原因。

进城卖油绳的陈奂生，连饭菜也舍不得买来吃，只能就着凉水吃干粮，让他突然住进五块钱一晚上的招待所，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给钱之前，陈奂生连在房间里都小心翼翼，生怕弄坏了什么东西，可给了钱之后，他却在房间里搞起破坏来。因为花了冤枉钱而心理不平衡的陈奂生，必定要通过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从招待所这边找回点什么，对此他并没有觉得不妥。可陈奂生万万没想到，本来以为会让他“出糗”的事情，却歪打误撞让他成了“名人”，老婆不骂他，村里人羡慕他，连领导也赶来嘘寒问暖，这结局的反转，实在有够讽刺。

通过对陈奂生形象的刻画，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要求同农民精神现状之间的巨大矛盾。陈奂生上城的奇遇，充分说明了当代农民还没有从阿Q的阴影下走出来，新时期严重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这可不是简单的“扫盲”，识几个大字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农民在精神上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农村经济改 革，农村农业现代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对于广大农民的教育工作，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陈奂生被大家认为是新时期的“阿Q”，他的种种行为已经深刻表明，现代化建设步伐到来的时候，广大的农民群体对此仍怀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态，物质的贫困可以用经济来解决，可是精神的贫困，又该拿什么来解决呢？这是我们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名记者来到边远乡村采访，她恰好看见一个放牛的孩子。

记者就问那个孩子：“你放牛做什么？”

孩子说：“放牛卖了赚钱。”

“那你赚钱做这么？”

“我要娶媳妇儿。”

“那你娶了媳妇儿又做什么？”

“生娃。”

“那……你生了娃又让他做什么？”

“让他放牛。”

记者看着面前这个半大不小，本该进入学校进行学习，却在这里漫山追赶牛羊的孩子，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思想价值是一道难以解开的枷锁，新时代的农村，也面临着类似《陈奂生上城》那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大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容忽视的一环。如何让农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如何让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平衡对接，如何把乡村教育抓牢抓实，我们且看未来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