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五年,九月。来的人姓汪,徽州人,盐商。
他进门先看了一圈屋子:
一张案,两把椅,案上一方缺角的砚台,墙上没有字画。
看完,他才把礼单递上来。
“柯学士。”他说,“家父上月过世,想求学士一支笔。”
柯潜把礼单接过来,看到末行:
白金二百两,绢四匹,徽墨两匣。
“二百两。”他念了一遍。
“学士嫌少,可以再加。”
“我不嫌少。”柯潜把礼单放回案上,“我不收。”
汪家的人不急,把椅子往前挪了半尺。
“学士,徽州那边,一个字一两银子。学士这一支笔,在徽州值三百两。”
“值多少,是你们算的。”
“学士不收,是嫌这钱脏。”
柯潜抬眼看他。
“你倒说得直。”
“家父是做盐的。”汪家的人说,“盐里干净不干净,学士比我清楚。可家父修桥三座,赈过两回饥,徽州府志上有名。”
“府志上的名,是买的,还是记的。”
汪家的人笑了一下。
“学士,这话问得伤人。”
“伤人,也比骗人好。”
汪家的人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回来。
“学士,我说一句实话。”他说,“我今日来,不是只带了银子,还带了一句话。”
“说。”
“学士当年,也替人写过这样的字。”他说,“天顺二年,学士给石亨的一个门客写过寿序,里头有一句‘公之德,可比古人’。那人是什么人,学士知道。”
屋里静了。柯潜把手里的一卷纸放下。
“写过。”
“学士写过,为何如今不写。”
“因为我烧了。”柯潜答,“那一箱,我全烧了。烧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写的不是字,是给人抬轿子。轿子抬高了,人摔下来,我也得陪着一块摔。”
汪家的人看着他,看了半晌。
“学士,家父不是石亨的门客。”
“我知道。”
“家父的德行,徽州人都知道。”
“那你去让徽州人写。”柯潜答,“让他们写他修了几座桥,赈了几回饥,一亩田收几斗租,佃户欠租怎么处置。写这些,比我写得实在。”
汪家的人不说话了。柯潜把礼单推回去,推到案沿。
“银子拿回去。”他说,“墓志我可以写。”
汪家的人一怔。
“学士写?”
“写。”柯潜答,“但我只写我知道的。你把你父亲的《行状》留下,再把这三样东西送来:一是他的田契抄本,二是他历年赈济的账,三是他打过的官司,赢的输的都要。”
“学士要这些做什么。”
“看人。”柯潜答,“一个人一辈子,做了什么事,账上写得出来。”
汪家的人站着,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下去。
“学士,家父的官司,有一桩不太体面。”
“不太体面,也要。”
“学士若照实写,徽州汪家就抬不起头。”
“那就别刻。”柯潜答,“我写了,你若不刻,纸还我;你若刻,就是你自己认了。”
汪家的人走了。走的时候,礼单留在案上,没有带走。
柯潜把礼单拿起来,走到炭盆边,扔进去。
纸卷起来,烧到“二百两”三个字,火苗在字上停了一停。
十天后,汪家的东西到了:田契三张,账两册,诉状一叠。还有一份《行状》,写得极漂亮,通篇“孝友”“仁厚”“德配古人”。
柯潜把《行状》放在一边,先看账。
账上记着:天顺元年,徽州大饥,汪家出米四百石,设粥厂两处,赈了四十天。
天顺三年,修桥一座,用银三百七十两。
天顺四年,佃户欠租,汪家免了十一户,免租四十二石。
诉状九份。八份是汪家告别人,一份是别人告汪家。
那一份,是佃户告的:汪家收租用大斗,一斗多三升。
柯潜看完,把诉状摊在案上,看了很久。
第二天,他开始写。写了三天。
写完的墓志,一千一百字。
前半写他修桥、赈饥、免租;后半写了一句:
“公起于盐,晚而好施。然收租用斗,斗大于官斗三升,佃户苦之。此公之一失,子孙宜改。”
写墓志那三天,他把《行状》放在左手边,把账册放在右手边,中间摊着空纸。
写一句,看一回账。
写“修桥三座”,他去账上核工料银;写“赈饥四十天”,他去账上核米数;写“免租四十二石”,他去诉状里核那十一户的名字。
有一个名字,账上和诉状上写得不一样,他停了半个时辰,最后按诉状写。第三日夜里,他写到末段,笔停在纸上,墨积成一个点。他把那一点涂掉,另起一行,写了“然收租用斗”五个字。
稿子写完,他自己念了两遍。第一遍念给自己听,念到求文人家送来的那句“德配古人”,他停了停,把这一句划了。第二遍念给族人听,念完,屋里没有人说话。窗外有更鼓,敲了四下。
写完,他把墨晾干,把纸按平,压上镇纸,压了一夜。
写完,他把稿子封好,让族人送到徽州。
半个月后,汪家的人又来了。
这一回来的是汪家的长子,二十七八岁,脸黑,进门就把稿子拍在案上。
“柯学士,你这一句,是要我汪家世代抬不起头。”
“抬不起头的,是那只斗。”柯潜答,“把斗改了,这句话就可以不刻。”
“学士先改字,我再改斗。”
“先改斗。”柯潜答,“斗改了,我把这一句改成‘初用大斗,晚而改之’。”
汪家长子盯着他。
“学士信不过我。”
“我信账。”柯潜答,“你把新斗送到县衙校过,盖了印,把印文给我,我就改。”
汪家长子站在那儿,胸口起伏。
“学士,你这支笔,比刀还快。”
“刀杀人,笔救人。”柯潜答,“你要救人,就得认这一句。”
汪家长子走了。一个月后,徽州来了一封信,信里附着一张纸:
新斗校过,县衙盖印,印文清楚。
柯潜把那一句改了,改成“初用大斗,晚而改之,乡人德焉”。
改完,他添了一行小字:柯潜书。
这方墓志后来刻在汪家的祠堂里。刻的时候,汪家把“初用大斗”四字刻得浅一些,可没有删。
三年后,徽州有人专程来京,求柯潜写墓志。来的人说,汪家那块碑,徽州人叫它“实话碑”。
柯潜问:实话碑上写的什么。
来的人说:写的是“斗大于官斗三升”。
柯潜笑了。
“你回去告诉求文的人。”他说,“我的规矩只有一条:银子不收,实话要写。写得不好看,他自己受。”
来的人问:学士为什么立这条规矩。
柯潜把案上那方缺角的砚台推了推。
“因为我替人抬过轿子。”他说,“抬轿子的人,最后都要跟着摔。我摔过一回,不想再摔。”
来的人走了。那一年冬天,京里传开一句话:
柯学士的墓志,不收钱,只写真话。
求文的人少了三成,可来的都是有话要说的人。
腊月里来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信里夹着一张单子:
某年某月,某处送了多少、收了多少。
单子末尾有个名字,正是请他写墓志的那一位。
这张单子,是让他写,还是让他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