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铁山那顿饭之后,我把耳朵张得更开。
班里三十八个人,谁跟县里哪个部门沾边,谁夜里往外跑,我都在心里记一笔。
班里的请假条贴在教务处门口,我路过时看过两回。孙立国那一栏,一个月里填了四张,理由写的是探亲、看病、办事,字迹一模一样。
他每次回来,鞋底都沾着红泥。县城周边只有砖厂那边是红土。探亲看病,探不到砖厂去。
先露出不对劲的,是同宿舍的孙立国。
他隔三差五请假外出,回来身上一股烟酒味。问他去哪儿,他只说会朋友。他接电话从不在这层楼,总是下楼,走到走廊尽头那个杂物间去。党校这栋楼只有传达室一部值班电话,摇把的,打外线要先摇通总机再报号,总机那本簿子上记着哪个房号、什么时候、要哪儿;楼道里说一句话,半个楼都听得见。杂物间那部是教务处的分机,夜里没人守,他便总往那儿去。
我心里存了疑,没动他。直到那天夜里。
我起夜,回来时路过走廊尽头,听见杂物间里有声音,压得极低。我停住脚。
总机转出去要等一会儿,那头才说话。声音隔着门板传过来,断断续续,我只听清几句。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我盯着这小子。他有动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嗯。上头的意思是先把地的底摸清。摸不清,就从人身上下手。他一个毛头小子,好办。”。我站在墙边,脚底像踩在冰上。
“那小子”是我。那片地是我家的。
我在墙边站着,把呼吸放慢。这种时候不能动。一动,地板就响。
孙立国又说了几句,声音更低:“还有个情况。班里那个沈倩,好像是冲着钱志远去的。她背后的人跟咱们不是一路,你让上头留意。”
“行,先这样。有情况再联系。”
挂断,脚步声响。我退了两步,装作刚从厕所出来,迎面撞上他。他看见我,脸上没什么变化,说这么晚还没睡。我说喝了水。
两人一前一后回屋。他上床,很快就没了动静。我躺着,睁眼到天亮。
我把他这三个月的样子在心里过了一遍:从不抢话,讨论时只记不说,谁问他家里的事都笑着岔开。这样的人,要么真是来读书的,要么就是来办事的。我原先以为是前一种。
孙立国,红柳乡来的,戴眼镜,说话少,看书多。我以为他是个冷眼旁观的读书人,原来是插在我身边的一只耳朵。
我又想起他请假条上的一个细节:四张条子,三张写的是“家中有事”,一张写的是“就诊”。就诊那张是上个月的,可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院里走动,一点不像病过的人。
他请假出去,不是为了看病,是为了出去办事。
他什么时候来的?报到那天,他是第二个进屋的。我进来时他正翻书。那天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要来?
这院里三十八个人,有几个是真学员,有几个是揣着差事来的,怕是分不清。我能做的,只是把看得见的那一个先认下来。
戳穿他有三个坏处。头一个,他背后的人立刻知道我已经察觉,往后只会换更干净的人来;第二个,我拿不出凭据,说出去反倒成了我诬告同学;第三个,也是最要紧的——留着他,我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一条看得见的线,比一片看不见的黑,值钱得多。
将计就计。他要盯,我让他盯;他要情报,我给他情报。给什么,给多少,我说了算。
将计就计。他要盯,我让他盯;他要情报,我给他情报。给什么,给多少,我说了算。
第二天我照常跟他打招呼,照常一起吃饭。他也照常客客气气,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我说睡得好。
上台前那两晚,我把稿子在宿舍念了三遍。赵大成帮我掐时间,说太长了,超三分钟要扣分。我删了两段,剩下来的都是能站住的。
上台的顺序抽签定的,我排在第十九。前头十几个人,有的念文件,有的背报纸,有一个讲到动情处自己先哭了,台下反倒没人跟着动。
准备那两天,我把爷爷的事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有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比如他临走前到底说了几个字。记不清的地方我就少说,宁可短,不能假。
两天后班里办演讲比赛,题目《我心中的基层干部》,三十八个人挨个上台。
轮到我,我没拿稿子。我讲我爷爷。
“我爷爷是个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他没读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可他教过我一句话:人得守本分,站得住脚。”
“我们李家坳是个山沟。村里有人劝过他,说后山那片窑地荒着也是荒着,卖了换钱。他每回都说同一句:地是祖上传下来的,卖了地就是卖了根。没根的人,漂到哪儿算哪儿。”。台下静下来。
“他走那年我十岁。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不出一句整话,只说了半句:地可以不要,根不能丢。”。我停了停,环视一圈。
“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年才慢慢懂了点。他守那片地,不是图它值钱,是图咱李家在这世上还有个来处。”
说完我鞠了一躬。台下掌声起来,郑科长点了一句,说这篇讲得朴素,有真情。
钱志远在我后头一位上台,讲的是财政局怎么给乡镇算账,数据一串一串,讲得漂亮。散场时他走过来,说你这篇不讲道理,只讲人,倒叫人说不出话。我说我不会讲道理。
他笑了一下:“会讲人的,比会讲道理的难缠。”
我下台时眼角扫了一下孙立国。他也在鼓掌,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眼睛没在看我,落在我身后的墙上。
散场后郑科长在门口叫住我,说你这篇里有一句“没根的人漂到哪儿算哪儿”,是谁的话。
我说是我爷爷的话,我改了几个字。
他点点头,说改得好,原话太土,改过就能上台。
说完他就走了。我站在门口,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一句:他要确认这篇东西是我自己写的。
回座位时赵大成低声说讲得好,他眼眶都红了。我说哪有那么夸张。
晚上回宿舍,孙立国靠在床头,忽然说了句:“你爷爷是个有骨气的人。”
我说他就是个普通农民。他把书合上:“普通人才有骨气。有点身份的,骨头都软。”。说完他去洗脸了。
我坐在床边,把这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他这句,是真心话,还是递过来的话?
还有一件事我留了心。第二天中午在食堂,赵大成跟我说,孙立国前天问过他一句,问他知不知道清水乡后山那片地的四至是怎么划的。
赵大成说他哪知道,孙立国就笑了笑,说随口问问。
我听完,把筷子放下,说往后他再问,你就说不知道。赵大成愣了一下,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村里的事少往外说。
那几天我开始做一件从前没做过的事:把每天听到的闲话记下来,只记事实,不记判断。谁在哪天跟谁说过什么,谁哪天去了哪个院子。记了七八天,纸上就有了一张网。网上的节点是同一批人,线却是不同的方向。我拿不准。拿不准就先记着。
收音机放在窗台上,夜里十二点还有省台的节目,声音压得低。我把音量调到只剩一线,正好盖住说话不被人听见,又不至于听不清外头的脚步。这种分寸,是从前在乡政府熬夜写材料时学的。
办完这些,我在灯下坐了一会儿。窗外党校的院子里有人打着手电走过去,脚步不紧不慢。我忽然觉得,这院里不光的耳朵多,眼睛也多。我要是想在这里做成一件事,得学会在人多的地方,把自己藏成一棵树。
我翻开本子,写了两行:孙,红柳乡,夜用杂物间,盯地。演讲后其言“骨气”,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