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顾拾住在城东一家小旅馆里。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台旧电视。窗外的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他关上门，把帆布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床上。
他拿起母亲的日记，翻到扉页。
“沈念秋。1993年冬，更名：沈慧。勿忘本名，勿忘来处。”
他合上眼，手搭在日记扉页上。
这一次，他没有开口问。他只是顺着那一缕凉意，往深处探。
画面涌上来。
不是1993年的画面。
是更早的。墙皮发黄，窗台上摆着一盆吊兰。吊兰的叶子，垂到窗台下，在风里轻轻晃。屋子很旧，可收拾得很干净，连墙角都扫得没有一根灰线。
年轻得多的母亲——二十岁上下，扎着两根辫子，坐在一张木凳上。她面前，摆着一排旧物件：一只铜锁，一面旧镜，一把木梳。
她闭着眼，手指，搭在铜锁上。指尖先是凉，然后，一点一点，把铜锁的“气”读进心里。
旁边，一个老人坐在太师椅上，端着一只搪瓷缸，慢悠悠地喝水。他喝水的样子很有章法，先吹一口，再抿一口，眼睛半闭着。
老人七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脸上沟壑纵横，一双眼睛，浑浊，却很深。看他眼睛的人，会觉得自己被看穿了。
“念秋，”老人说，“摸到没有？”
年轻的母亲睁开眼：“师傅，这把锁，是一个寡妇的。她锁门的时候，手抖。”
“还有呢？”
“她锁的是……一间没人住的屋子。”母亲说，“她每次锁门，都要回头看一眼。她怕有人进去。”
“那屋子里，有什么？”
“有一张空床。”母亲说，“床上，摆着男人的衣裳。她每天进去，把衣裳铺开，叠好，再锁门。”
老人放下搪瓷缸，点头：“看对了。念秋，你这双眼睛，天生是看人的。”
母亲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师傅，看人的眼睛，能看自己吗？”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看不了。看人的，看不了自己。这是命。”
“那师傅，你看得见自己吗？”
老人笑了：“师傅老了。老到，连自己是什么人，都快忘了。”
他伸手，拍了拍母亲的手背：“念秋，看人的人，最怕的，不是看错。是看对了，不能说。”
画面一转。
还是那间屋子。母亲长大了些，站在门口。老人躺在床上，病了，瘦得脱了形。窗台上的吊兰，也枯了半边。
母亲跪在床前，攥着他的手：“师傅，他们说，你欠了公司的账。”
“不是账。”老人说，“是规矩。”
“什么规矩？”
老人喘了半天，说：“念秋，师傅教你看了这么多年，你今天记住一句——我们这个行当，看人看物，都是替天行道。可天，不许我们看自己。”
“你记住了，要是有一天，有人让你‘看’你自己——你就跑。跑得越远越好。”
画面里，母亲的眼泪，砸在老人手背上。老人的手背，皮包骨，青筋一根一根立着。
老人又说：“我死后，会有人来收屋子。你把我床头那口缸里的东西，带走。那东西，是我替你留的最后一样。”
“缸里是什么？”
“是账。”老人说，“一份没人敢认的账。”
“为什么没人敢认？”
老人没有回答。他闭上眼，过了很久，才说：“因为认了它的人，都得死。”
画面断了。
顾拾松开日记，坐在旅馆的床上，半天没动。
母亲的师傅，是个“看”家。
老人临死前，让母亲带走一口缸——缸里，是一份“没人敢认的账”。
净字第壹柒号。
母亲从涂山带走的，就是那口缸里的账。
他伸手，又把日记拿起来，翻到夹着一张旧照片的地方。
照片上，是那个老人，坐在太师椅上，端着一只搪瓷缸，看着镜头，没有笑。他身后，是一面旧墙，墙上挂着一幅字，字被卷起来一半，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照片背面，母亲的笔迹：“师傅，涂伯年，卒于1993年秋。”
1993年秋。
火案之前。
师傅死在1993年秋，母亲1993年冬更名。
中间隔着一场火。
顾拾把照片放回日记里，躺下来，盯着天花板。
他忽然想通了什么，又坐起来，把日记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母亲的笔迹，跟“潘小勇的年月”那本本子，字迹一模一样：
“师傅说，我天生是看人的。可他没说，看人的人，也会被人看。”
“1993年冬，他们来收屋子。我说，师傅的东西，我带走。
他们说，不行，那是公司的账。
我说，师傅没欠公司的账。师傅欠的是命。
他们不信。我带着缸，从后窗跳出去。
那晚，下着雨。雨很大，我在雨里跑。我听见他们在后面追，皮鞋踩在水洼里的声音，噼里啪啦。
我跑过一条街，又一条街。跑到最后，我的鞋掉了，光着脚，踩着碎石子跑。
我跑了整整一夜，跑到江北。
天亮的时候，我蹲在桥头，脚底全是血口子。
我抱着那口缸，蹲在雨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那时候，桥那头，走来一个收旧货的年轻人。
他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堆着旧家具、旧电器，盖着油布。他看见我，停下车，问：大姐，你跑什么？
我说，有人追我。
他说，那你跟我来。我这儿，旧货多，藏得住人。
他把我领到他家的院子里，让我把缸藏进旧货堆里。他说，放心，我的旧货，从来不翻。
我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说，收旧货的。收别人不要的东西。
我问他，你要不要一样，别人不敢要的东西？
他看了我很久，说，要。我敢要。”
日记到这里，停了。
顾拾握着那页日记，坐在旅馆的床上，喉咙发紧。
母亲在雨里，跑到江北桥头，撞见一个收旧货的年轻人。
那是父亲。
父亲把她藏进旧货堆里，藏了三十年。
“收别人不要的东西。”
父亲收了一辈子旧货，收来最贵的，是母亲。
他放下日记，拿起母亲的月票。
月票上的名字，是沈慧。
可1993年冬以前，她叫沈念秋。
她带着一口缸，从涂山逃到江北，藏进父亲的旧货堆里。
她更名，是因为那口缸，那本账。
她不是普通目击者。
她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账”逃出来的。
顾拾坐在旅馆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又理了一遍。
1993年秋，师傅涂伯年死。母亲带走缸里的账，逃出涂山。
1993年11月17日，电台大火。
1993年冬，母亲更名沈慧。
中间隔着的，是那场火。
母亲带着账逃出来，为什么还要卷进电台的火案？
他想起老周说过的话：“你爹说，李蔚然托他送一样东西。你妈，是‘看见’的人。你爹听，你妈看。”
父亲替李蔚然送收音机，母亲去电台“看”东西。
母亲在电台，看见了三台收音机，看见了周建军，看见了白无咎。
她还看见了什么？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月票。
母亲1993年11月的月票，电台站。
他忽然想起，母亲在城东老屋，每年一张照片。
1993年那张，写着：“送完最后一台，见了他。他给了我这个。”
“他给了我这个。”
母亲在电台，见了一个人。那个人，给了母亲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和缸里的账，是同一份吗？
顾拾把月票放回帆布袋，关了灯。
黑暗中，他听见自己的心跳。
母亲的故事，比他以为的，要深得多。
涂山，才是这一切的起点。
他闭上眼睛，又想起日记里，父亲那句“我敢要”。
父亲要了母亲，要了那口缸，要了三十年的烂账。
他这辈子，没说过一句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