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响的时候，我正蹲在门口拆一箱打印纸。

纸是便宜货，二百五十块一箱，箱底受了潮，最下面一叠边角发软。我拿美工刀划开胶带，顺手把传真机吐出来的那两张纸抽了出来。牛皮纸信封，右上角一个红头，油墨压得重，指尖蹭过去发涩。

协会的章。

我把刀往纸箱上一搁，站在门口看完了第一页，又翻到第二页。看完，转身进屋，把两张纸摊在会议桌上。

老周从里屋出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他昨晚跟那台老式电视机较了半宿劲，说是接触不良，其实我知道他睡不着——赵恒那句话搁在谁心里都硌得慌。

他走到桌前，低头。

“无证从事契务。”他念出声，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完了抬头看我，“谁递的？”

“没署名。”我点了点第二页下方一行小字，“事由登记是‘行业从业者实名反映’。这行里，现在敢实名跟咱们对着干的，就那一个。”

老周没说话，伸手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确认没有别的字，才慢慢坐下去。他坐的是那张瘸了一条腿的旧藤椅，一坐下去就往右歪。歪着歪着，他把两只手搭在桌沿上，指头点了两下纸面。

“这是先告官，后断我们的路。”

“嗯。”

“她把话摆到桌面上，咱们就不能不接。”老周抬起眼皮，“公开说明会是什么意思，你懂不懂？列席的那些人，一半是她那边的，另一半是墙头草。你上去讲附庸契，他们说你无证经营；你上去讲资质，那十二家的事就没人听了。”

我把那两张纸收起来，折成三折，塞进口袋。

“爸。”我说，“这函要是早来十天，我认。现在来——”

“现在来怎么了。”

“现在咱们手里有东西。”

回函我写了不到二百字。

传真机就在桌上，我趴在那儿，一边写一边听见里屋有动静。周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正跟老周低声说什么，声音压得低，只听见一句“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没管。

三条。第一条：请协会通知申请人苏某出席公开说明会，与我方当面对质。第二条：请协会一并调取十二家供应商与青池所签合作框架协议及其补充附件的备案联原件。第三条：请所有列席人员对会上陈述签字画押，以便日后查证。

写完，我让老周看。

他从头看到尾，看到第三条的时候停了一下，手指头在“签字画押”四个字上面按了按。

“这一条狠。”他说，“列席的人不敢乱说话了。”

“她那边的人也会签。”我说，“签了就是白纸黑字，将来翻出来，谁在说明会上替谁打了包票，一查一个准。”

老周沉吟了一会儿，点了头。

传真发了出去。我把原稿留了一份，锁进抽屉，钥匙照旧串在裤带上。然后我就坐在电话机跟前等。

不到半小时，那头回了。

电话是协会一个办事员打来的，说话客客气气，说苏某那边已经有回应，愿意出席，但有一句话要带到——“只谈周记无证经营，不谈其他。”我说行，那我也带一句过去，请转告。办事员说您讲。我说：我方陈情内容以回函第二条为准，会前不设议题限制。

那头沉默了两秒，说，我如实转达。

挂了电话，我抬手看表。下午两点四十。

赵恒是三点整到的。

他抱着一台笔记本，腋下夹着一卷打印纸，进门没跟谁打招呼，径直走到会议桌前，把打印纸抖开，铺了半张桌子。

“三个月。”他说，“从六月初到八月底，十二家的断供记录，我全调出来了。”

纸上是折线图。一条一条，多数是稳的，到一个点突然往下折，折到底，后面就成了一条平线。十二条线，十二个断点。

赵恒拿指节从左到右敲过去。

“你们看这些断点。”

每一条折线到断点之前，都有一段小幅度下滑，不是直接砸下去的。像是被人先抽走一点，再抽走一点，最后一下才断。

“我一开始以为是市场波动。”赵恒说，“后来我把每一家的补充附件签署日期调出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这些折线下方画了点。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一直画到第十二个。

“你们自己看，断点跟附件签署日差几天。”

我凑过去看第一家的。附件签在六月十一号，折线断在六月十八号。第二家，七月三号签的附件，七月十号断的。第三家，七月二十一号签，七月二十八号断。

第七天。

十二家，一条不差。

赵恒把笔搁在桌上，往后退了半步，抱起胳膊。

“这不是经营不善。这是七天到期。像什么？像信用卡的免息期，前面七天让你觉得没事，第七天一过，直接扣你本金。”

我拉开椅子坐下，拿了支红笔，把签附件的日期一个个圈出来。圈完，我在下面又画了一列点，标上断供日。两排点摆在一起，距离一模一样。

“第七天。”我说，“七这个数，契力上有讲法没有？”

门口传来拐杖顿地的声音。周伯从帘子后头慢慢走出来，胳膊上那道疤还拿袖子盖着。

“七是断数。”他说，“断契术里有一门，叫‘七日绝’。契一立，头七天是给人反悔的。七天一过，契力就沉进去了，再想拔，得用斩的。”

“所以对方掐着第七天下手。”我抬头看他，“这不是巧合。”

“契师不下没有把握的手。”周伯走到桌边，低头看那两张密集的点，“七天一到，契力落定，人的气运线跟着就塌。塌了之后，谁去看，都只会说一句‘经营不善’。”

赵恒忽然开口：“我还有一个东西。”

他从笔记本里调出一张表，投在墙上——不是投影，是拿胶带把打印的表格直接粘在墙上。横轴是日期，纵轴是数据流量，密密麻麻一片。

“这是咱们服务器的接收量。”他指了指表格里几处凹下去的地方，“每回程则开口前的两天，流量都会往下掉。掉得很小，不细看看不出来。”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要数据，不是随机要的。”赵恒转过头，“他挑在流量低谷的时候开口——那时候你们急着找突破口，更容易答应他。”

屋里静了一下。

老周站在墙边，脸上没什么表情，伸手把那张表格的边角按平了一点。

“这个先搁着。”他说，“今天的正事是说明会。”

“爸——”

“我知道。”老周没回头，“账要算，说明会也得开。两笔账不能搁一张桌上算。”

下午四点，人齐了。

我、老周、周伯、赵恒。方远没来，说是产品那边有个接口出了问题。林晓也没来，她最近白天几乎不出门，屋子里的灯一直亮着。

老周先开口。他站在那张瘸腿藤椅前，两只手撑在椅背上，像是拿它当讲台。

“说明会谁去，我说个话。”他抬起下巴，看向周伯，“哥，你不能去。”

周伯拐杖往地上一顿。

“你上去就是靶子。”老周声音不高，但一个字一个字砸得很实，“苏那边举报的就是‘无证从事契务’。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岁数，你什么时候替人断过契，她那份举报函里一个字没写，可她要的就是你露脸。你一露脸，她当场问一句‘你凭什么断契’，你怎么答？”

“我凭什么？”周伯冷笑了一声，那笑砸在喉咙里，闷闷的。

“你答不出来。你要说祖传的，她要你拿证；你要说没有证，那十二家谁敢再让你碰？她不需要赢你，她只要让人看见——她问了，你答不上来。”

周伯没说话。

老周喘了口气，说：“我上去。我认个经营不规范，罚款我交，陈情我陈。附庸契的事让砚子讲。”

“不行。”

周伯开口了。他这三个字说得极轻，可屋里没人敢接话。

他拄着拐杖走到桌前，站定。然后他把左手抬起来，手指捏住右边袖子，往上一撸。

袖子褪到手肘。

那道疤整条露了出来——不是一道，是三处。一处从手腕斜着往上，淡红色，像一条晒干的蚯蚓；一处靠近肘弯，疤面又宽又硬，皮肤收得紧，周围的肉都揪着；还有一处最短，只有两指宽，颜色最深，几乎是黑的。

“这是第一次断契，盲了半年左眼。”周伯用指头点了点最短那道，“第二次，这条胳膊抬不起来，养了一年。”他点了最长那道，“第三次，缺了一节指骨，现在还摸得着。”

他弯了弯右手小指，那一节确实是瘪的。

“我出不出面，他都会把我牵出来。”周伯把袖子放下来，捋平，“举报函都写明了‘无证从事契务’，我躲在后头，他也会当众把话头递过来。我应。”

老周张了张嘴。

“你也别拦。”周伯没看他，“我上去，不是替他挡，是替那十二家。人家老板都躺在医院里了，咱们还在这儿算谁的脸面。”

屋里静了很久。

老周把藤椅转了个方向，坐了进去，背对着我们，两只手搁在扶手上。

“你应，那你讲。”他声音闷闷的，“讲完呢？斩不斩？”

“斩。”周伯说，“但只斩三家。”

“三家？”

“说明会那么多人，那么多眼睛。”周伯把拐杖靠回墙根，“我一次斩三家，是给协会、给那半屋子墙头草看个明白——契是能斩的。再多，我斩不动。”

他顿了顿。

“剩下九家，我得挑。”他说，“当场自愿签下同意书、原件齐全的，我斩。不齐全的，我碰不了。还有三家——”

他转过头看我。

“周砚，那三家你去谈。”

“哪三家？”

“鼎川、金水、还有东兴。”周伯一个一个报名字，“这三家都是你爸的老关系，签得最不情愿，从头到尾都在躲。他们怕事，怕到骨子里去了。这种人不吓不行，可也不能只吓。你去，跟他们把话讲透——讲明白斩契有多疼，也讲明白不斩有多疼。”

我点头。

“说明会明天上午九点。”我说，“今晚我挨个打。”

第一个电话是鼎川。

接电话的是他们老板老钱本人。我在七点整拨过去，响了四声，接起来的时候那头背景音很杂，像在饭馆。

“周砚？”老钱声音发紧，“这么晚？”

“钱叔，明天上午九点，协会公开说明会，关于附庸契的。您得去。”

那头一下子安静了，背景里的碗筷声好像被人拿手捂住了。

“我……我这边最近有点事。”

“什么事？”

“家里的事。”他含糊过去，又问，“明天这个会，我去了会怎么样？”

“您去了，有机会把身上的契斩掉。”我说，“不去，那条链子会一直勒着。钱叔，您那批货退不出去，账面亏空多少，我算过。再拖两个月，厂子就保不住了。”

那头沉默了很久，我听见他喘气的声音，粗，短。

“我考虑考虑。”他说完就挂了。

第二个电话是金水。陈金水还在ICU，接电话的是他老婆。她听完，只说了一句：“我们家老陈现在这样，我做不了主。”我说嫂子，明天不是让您做主，是请您到场，带着那份协议原件。她迟疑了一下，说，我尽量。

我放下电话，看了看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

东兴，老姚。

我按下拨号键。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没人接。响到第八声，自动挂断。我重拨，这次响了四声，那头直接挂掉了，不是无人接听，是有人摁了。

我又拨了一遍。忙音。

“关机了。”我把话筒搁回去。

赵恒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背后，手里端着笔记本。

“查了。”他把屏幕转过来，“鼎川的后台数据最后一次上传——三天前，晚上十一点零二分。之后就没有了。”

“金水呢？”

“金水的更早，停在三天前下午四点。”他把表格往下一滚，“你看这个。”

屏幕上是他们后台的定位图。城西，一片老厂区，两个蓝点标着鼎川和金水的位置。

可蓝点现在没了。

不是变成灰色，是整片区域变成了空白。地图上那块地方像被人拿橡皮擦过，只剩下一片网格线。

“不是掉线。”赵恒声音压得很低，“是数据被清了。三天前，一夜之间，从城西那片变成了空白。”

我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几秒。

“三家里面两家找不到人了。”我把名单从桌上拿起来，折好塞进口袋，站起来，“说明会明天上午九点。”

老周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一缸新沏的茶，看一眼我，又看一眼墙上的表。

“东兴呢？”

“关机。”我说。

“再打。”

“打了三遍了。”

老周把茶缸放下，走过来，从我手里把名单抽出去看了看，又还回来。他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往那张空白的地图上看了半天。

“鼎川的老钱，我认识三十年了。”他慢慢地说，“他这个人，越怕事越不舍得跑。厂子是他的命根子。他关机，不是跑了，是被人看着。”

“被人看着？”

“三天前数据停了，说明那天就有人上门。”老周摘下眼镜，“上门的人不会让他打电话。”

我抓起外套。

“那我现在就过去——”

“你去了，正好一块被看着。”老周伸手把我按回椅子上，“明天说明会，你人到场就是最响的一嗓子。今晚你哪儿都不能去。”

我坐在那儿，胸口堵着一团火，手指头在名单上反复摩挲。名单上还剩一个没失联的名字，就是东兴的姚德海。刚才那通电话是我按的号码，对面先挂的。

我盯着那个名字，咽了口气，把话筒拿起来，最后一次按下去。

这一回响到第三声就通了。

不是无人接听，也不是忙音。那头有人拿起了话筒，可没说话，只有一阵很轻的呼吸声。

“姚叔？”我说，“我是周砚，明天上午——”

那头打断了我。

声音压得极低，像是贴在话筒边上拿气说话，背后隐约有脚步声走过。

“别来，有人在门口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