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庞叔令回了上海，郭礼典留在南京。接下来的日子，两个人各自忙各自的。庞叔令在上海找了律师，写了正式的函件，一份寄给国家文物局，一份寄给江苏省文旅厅。函件里头附上了郭礼典提供的所有材料，调拨单、销售记录、捐赠清单、当年的往来便条。她在函件最后写了一段话——
“庞增和先生一九五九年捐赠书画一百三十七件，系无偿捐赠，意在使文物得到妥善保管并传之后世。现有五件下落不明，其中一件估价八千万元。请贵局依法公开该五件书画的调拨、处置及流向的全部记录。”
函件寄出去之后，庞叔令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回音。她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她给文旅厅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正在处理”。她问什么时候能处理完，对方说“请您耐心等待”。
庞叔令挂了电话，坐在书房里，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一九五九年拍的，她太爷爷庞增和站在博物院的大门口，身后是一排木箱子，箱子里装着那批画。庞增和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那笑里头有一种东西，庞叔令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那是托付。
十二月中旬，南京传来消息。郭礼典给庞叔令打电话，声音有点急。
“庞老师，徐湖平被带走了。”
庞叔令握着电话，站在书房的窗前。窗外上海的夜色亮堂堂的，可她的眼前，又浮起了那张黑白照片。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中巴车，停在他那个别墅门口，他上了车，跟着的还有一辆公务用车。邻居都看见了。”
庞叔令沉默了一会儿。“调查组那边，有说法吗？”
“暂时没有正式的消息。不过我听人说，纪委的人进了博物院，调走了不少档案。”郭礼典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了很久的东西，像是火苗子，不大，但一直没灭，“庞老师，铁盒子里的东西，我交上去了。交了两份，一份给省纪委，一份给国家文物局。”
“你留底了吗？”
“留了。”郭礼典说，“我这个人，别的不敢说，留底这事儿，我干了十几年了。”
庞叔令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把郭礼典当初扫描给她的那些材料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她一份一份地翻，翻到最后一份，是那张捐赠清单。清单的最后一行，徐湖平三个字，蓝黑墨水，笔迹工整。她又往前翻，翻到中间，有一行小字，写在“江南春图卷”那一栏的备注里。备注栏里写着：“绢本，设色，尺寸约三尺。有虫蛀，需修补。”
“需修补。”庞叔令念着这三个字。虫蛀了，要修。修好了吗？谁修的？修完之后，东西去哪儿了？
她拿起手机，给郭礼典发了一条微信。
“郭老师，那张清单上写《江南春图卷》有虫蛀，需修补。你知道后来修了没有？”
郭礼典的回复很快来了。
“没修。那幅画从入库到调拨，一直没修。调拨单上写的理由是‘处理品’，可实际上，那幅画只是有点虫眼，根本没到‘处理’的程度。理由是编的。”
庞叔令把手机放下，走到窗前。上海的冬天很少下雪，可风很冷，从黄浦江上吹过来，带着湿气。她站在那里，想了很久。想她太爷爷一九五九年站在博物院门口的样子，想她父亲跟她讲那批画时的语气，想她自己二〇〇五年翻画册时的愤怒，想二〇一四年打官司时的无力。她想了一圈，最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站在这里，等着。
等一个说法。
十二月底，江苏省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由国家文物局工作组指导，省委省政府牵头。调查组的通报发出来的时候，庞叔令正在上海开一个学术会议。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看了一眼，通报的标题是：“关于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她拿着手机，起身出了会议室，站在走廊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
通报里说，经查，徐湖平担任南博常务副院长期间，未按规定履行鉴定、复核审议程序，违规签批向文物总店调拨《江南春图卷》等书画的申请。徐湖平在兼任总店法定代表人期间，在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禁止擅自出售馆藏文物后，仍同意总店出售相关文物。对总店账物不符、岗位由一人兼任、缺乏监督制约等内部管理混乱问题放任不管，失管失察，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此外，徐湖平在担任常务副院长、院长期间，对于南博存在的文物管理尤其是受赠文物管理制度缺失、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庞叔令看完，把手机收起来，靠在走廊的墙上，闭了一会儿眼。走廊里有学生来来往往，有人跟她打招呼，她点了点头，没说话。
通报里没有提那五幅画追回来了没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