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庞叔令和郭礼典从周文彬家里出来，两个人走在城东的巷子里，谁也没说话。巷子窄，两边的墙根长着青苔，湿漉漉的。走到巷口，庞叔令停下来，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
郭礼典站在旁边，掏出一根烟，想了想，又塞回去了。
“郭老师，”庞叔令睁开眼，“博物馆的举报，那四十几个退休职工，当年是怎么联名的？”
“二〇〇八年。”郭礼典把烟揣回兜里，“那会儿徐湖平刚退两年。博物院的老同志聚了一次餐，席间有人提起那批庞家捐的画，说好像少了。你一句我一句，就凑出了一封信，四十多个人签了名。寄给了省里，寄给了国家文物局。”
“结果呢？”
“结果？”郭礼典苦笑了一下，“石沉大海。那封信寄出去，连个水花都没有。后来有人去问，回复说‘正在调查’。一调就是十几年。”
庞叔令看着巷口那棵歪脖子树，树杈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风一吹，哗啦啦响。“郭老师，你说这次，会不一样吗？”
郭礼典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说了一句让庞叔令记了很久的话。
“庞老师，铁盒子里的东西，我攒了十几年。可铁盒子再沉，我一个人拎不动。你来了，就多了一双手。拎得动拎不动，不看我，看时候。”
庞叔令看着他，点了点头。
两个人走出巷子，上了大路。路边有个小饭馆，卖鸭血粉丝汤的，热气从门里往外冒。郭礼典说请庞叔令吃碗粉丝，庞叔令说好。两个人坐下来，一人一碗，热腾腾的汤端上来，庞叔令吃了两口，忽然放下筷子。
“郭老师，那份捐赠清单上，一百三十七件。五幅没了。剩下的一百三十二幅，都在库房里吗？”
郭礼典的筷子停在半空。
“你问这个干嘛？”
“我想知道，丢的到底是不是只有五幅。”庞叔令的声音很平，“徐湖平经手调拨的，是不是只有这一批。”
郭礼典把那口粉丝咽下去，放下筷子。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翻了一阵，翻出一张照片，推给庞叔令看。照片上是一页手写的记录，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这是我前两年从档案室一个老同事那里抄来的。徐湖平当常务副院长那几年，从博物院调拨到文物总店的东西，不止庞家那一批。有书画，有瓷器，有杂项。调拨单上写的理由五花八门，‘复制品’、‘残件’、‘参考品’。可东西到底是不是复制品，残件，没人知道。东西出了库房，就出了账。后来文物总店改制，那些账，更没人查了。”
庞叔令把手机拿近了看，一行一行地看。看了半天，她把手机还给郭礼典。
“郭老师，这些东西，你之前给调查组看过没有？”
“给过。”郭礼典说，“去年年底，省里成立调查组，我把我手里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一份。调查组的人说，会查。查到现在，徐湖平的事查出来了，判了三年。可那些画呢？那些东西呢？”
庞叔令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粉丝汤。汤面上浮着几片鸭血，红褐色的，沉在清亮的汤里。
“郭老师，”她说，“我明天回上海。回去之后，我会做两件事。第一件，给国家文物局写一封正式的函，要求公开那五幅画的所有调拨和处置记录。第二件，我把庞家后人召集起来，商量一下，要不要再打一场官司。”
郭礼典点了点头。“你打官司，我出庭。铁盒子里的东西，我都留着。”
庞叔令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郭老师，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郭礼典把名片收好，也站起来。两个人走出饭馆，站在路边。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黄黄的光洒在梧桐树的枯枝上。
庞叔令往酒店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郭老师。”
“嗯？”
“你铁盒子里那张捐赠清单，最后一行写的是什么？”
郭礼典愣了一下。那张清单他翻过无数遍，可最后一行，他从来没有仔细看过。他掏出手机，翻出扫描件，放大，拉到最底下。那一行字很小，是后来用钢笔添上去的，墨水跟上面不一样，颜色深些，笔迹也不同。
“以上一百三十七件，已全部点交入库。经手人：徐湖平。日期：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郭礼典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收起来，抬起头，看着庞叔令站在路灯下的身影。
“庞老师，”他说，“一九五九年入库的时候，是徐湖平经的手。”
庞叔令站在路灯底下，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所以呢？”
“所以这些东西，从入库到调拨，都是同一个人。”
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哗哗响。庞叔令把围巾紧了紧，转身走进了夜色里。郭礼典站在路灯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站了很久。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在博物院的库房里翻检了二十八年，摸过多少东西，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可他知道，从今往后，他还要接着翻。
铁盒子里那些发黄的纸，还没翻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