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笨拙”和中国的“圆滑”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科学最先出现在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文化更容易培养出科学思想，其实，东西方对理性是同样重视的，只是重视方式不同而已，后面还会谈到理性。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对自然规律简单的、差不多是一看就懂的表达和运用，科学首先出现在欧洲，也许是因为，欧洲人一直受古希腊思想的影响，古希腊人天生就喜欢从小至大，运用因果关系来思考这个世界。

同时，字母语言让欧洲人早早的走上了用字母表示数的符号化道路，这正好符合科学的发展规律，在这个思路上发展科学，语言的不同对规律的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那么大了。

中国人一直是用汉字来表达所想所见，中国人对文字的玩弄表现得既有兴趣又相当精深。

汉字的表达力很强，用汉字已经可以把规律描述得很清楚了，中国人没有意识到需要将其抽象化，更没有将其以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

西方人在搞科学的过程中，不管其理论是否正确，总能发明很多新名词，发明总是让人开心的，发明一个让别人看不懂的新词在西方常常发生，中国人的兴趣从来就不在这里，下面我们再具体看看东西文化的一些区别。

 
英国人写信时，地址是这样写的：aa号bb街cc区 dd市，由小到大，与中国是反着的。

中国人由宏观到微观，西方人由微观到宏观。

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同的学术体系、文化体系、历史形态、政 治形态。

现代科学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之上，是由公理推导出定理，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分别解决不同部分来达到解决全体。

这个由小到大的模式来自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出哲学家的地方，也是一个出哲学的时期，对科学研究而言，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三段论，比如，“四脚动物都有骨头”，“鳄鱼是四脚动物”，所以“鳄鱼有骨头”。

这就是三段论，“四脚动物都有骨头”是大前提，“鳄鱼是四脚动物”是小前提，只要这两个前提正确，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是推不翻的。

很多中国人对这样的游戏可能不以为然，如果我们继续玩下去，先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刚才那条鳄鱼已经淹死了，警察对此不信，他们正在找证据。

我们来推导，“四脚动物用肺呼吸”，“鳄鱼是四脚步动物”，所以“鳄鱼用肺呼吸”。

我们继续，“用肺呼吸的动物不能长时间呆在水下”，“鳄鱼用肺呼吸”，所以“鳄鱼可以被淹死”。

如果有块大石头或一条绳子将其固定在水下，鳄鱼就可以被淹死。

从简单的前提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可以作为前提去作以后的推导，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更复杂的结论，那都是从最简单的前提一步步推导来的。

科学就是这么发展的，不仅仅把这当作玩具，需要上升为研究工具。

这里就又会引出了形而上学问题，后面再说吧。

 
《几何原本》是一本数学书，有几何有代数，同时这又是一本哲学书，这本书之所以著名，关键是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其灿烂的步步为营的演绎推理过程，为各个学科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

前面说了，中国学生了解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时间太晚了，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字和文化已经给中国人提供了这方面的营养，缺的是对这种文化的重视。

这是一个积累、筛选、分类、总结的过程，是一个从哲学到数学，然后又从数学到哲学的过程。

中国在这些方面早就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或者，这种运用在初级阶段就已经失传了。

中国的《易经》很古老，作为解释世界的工具书，其演算和推理过程已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已经具有符号化的雏形。

我高度怀疑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们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所使用的推算方法和表示方法都受到了《易经》的深刻影响，现代科学的符号化和系统化，中国人也许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易经》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其思想明显是从小到大的思维模式，却培养出一个相反思维的中国文化，《易经》出现在欧洲似乎更合理。

也许可以解释为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具有全局性，从大到小是本，从小到大属方术范畴，只为少数人把玩，似乎不那么正统。

古希腊顺藤摸瓜式的文化更容易产生欧几里德这样的伟人，中国文化一直就充满了想象，不管是屈原还是李白，中国文人总是站在更高的地方把握世界，然后展开丰富的、甚至毫不沾边的各种联想。

东西方文化各自发展，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表达相同事物，从人类思想史来看，常常呈现出这样的规律，中国人先拿出大方案，西方人源源不断的提供数据和素材，由此推导出某些结论，刚接触这些理论会让人眼睛一亮，细细一想，也就是对中国方案的验证。

 
所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走了不同的路，欧洲人首先是重感性，对感性的执着，沿着逻辑的方向，就能一步步走向理性。

中国人更喜欢跳着走，西方的理性是在由小到大的逻辑推理中去找，中国人的理性是跨步逻辑，是一下子跨很多步之后的逻辑结果，这应该是更具理性，但确实是基础不稳的理性。

传说物理学家狄拉克有一次讲课，有一个学生举手表示这个公式没有弄明白，狄拉克只是看了看这个学生，没有说话，学生又说了一遍，狄拉克还是不说话，最后其他人打圆场，提醒狄拉克有学生在提问，狄拉克表示，这个学生刚才说的是陈述句，不是疑问句。

意思是我在等他的疑问句，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那个学生是带有东方思维模式，是跳着在办事。

不同文化的交流确实是相当重要的，在中国，三段论的思想其实早已有之，但中国人不重视具体的推导过程，常常省掉大前提或小前提或不要前提而直接得出结论，因为中国人的重点在于表达结论，特别是对一些相对简单的结论，真要去一步步论证，会让人觉得有点傻乎乎的感觉。

因此，中国错过了一种重要的基本思想，在这种文化下，《几何原本》刚进入中国时，没能够在民众中传播开来也就是显然的事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这样的理论性著作看不到其背后的作用，这又再次说明学习领会一种文化不是那么容易的，《几何原本》在欧洲也是经过了多少个世纪才融入欧洲人的思想里，该书真正引领科学的发展，则要等到文艺复兴后，欧洲科学大发展，也是用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有人说中国文化像望远镜，西方文化像显微镜，当人一直处于望远镜的场景下，对事物的细微变化就不敏感了，在显微镜下，细微事物会被放大，对全局就不敏感了。

对世界的认识，局部和全局都必须关注，从局部到全局，步子是清晰的，这是西方的，是科学的，科学需要在公理下进行逻辑推进。

中国是从全局到局部，岔路太多，更麻烦，不过，先有了全局的观念，再从细微处从新上路，需要的就是触发条件，中国为等待西方文化这个触发条件，等了太久，付出了太多。

 
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远大于古希腊人，土地是中国人的一切，而古希腊人的文化本来就是外来的，以其地理环境来看，并不适合种地，古希腊人的生存之道就是对外贸易和海洋，这两者的重要性比自己脚下的土地更重要。

对于土地，中国很早就有井田制，这是中国进入私有制后的一种初级民 主实验，因为是建立在搬不走的土地之上，小农意识就会萌芽，这下，民 主就不好搞了，因为在小农意识下，对外界的关注降到了最低点。

民 主对没有土地的人们才有吸引力，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因为市民没有土地，反而没有了包袱，民 主故事发生在城市、发生在古希腊就好理解了。

又由于中国人对首领情结念念不忘，看来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似乎也是天生的，在它运行良好的时候，人们乐开了花，在它运行失灵的时候，中国人想的不是搞民 主，而是换一个好的领导，继续搞大一统。

井田制的破灭可以视为中国早期民 主实验的失败，而后来中国的分封制的失败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搞大一统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中国文化是土地文化，对土地的依赖远超海洋，因为中国的土地可以依赖，欧洲人也想依赖土地，但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作保障，土地和收成随时都可能是别人的，这样，欧洲的抢文化当然就会兴起。

欧洲的海洋文化本来是优秀的，但欧洲文化不能遇到弱者，一遇到弱者，海洋文化一下子就变成抢文化。

 
具有海洋文化的西方人总是要跨出去的，不管是以贸易的形式还是以战争的形式。

两千多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不管现在西方人多么爱下地干活，也不管现在的中国人造多大的船或者对外贸易全球第一，两者在文化上的根本属性并没有改变，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欧洲的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一直没变，一个是一直在变。

变指的是欧洲大地上一直在不断发生战争，虽然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战争规模可能并不大，但影响是大的，战争使欧洲一直在换文化，谁赢了就以谁的文化为主。

有人把欧洲科技的强大解释为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这似乎有一点点道理，但世界有些地方，换文化跟开风车似的，却并没有强大起来。

没变指的是古希腊文明在欧洲一直没有丧失，这才是关键。

国家是否强大主要看文化，相同人种，欧洲和南美洲的实力差别却很大，就在于文化的不同。

文化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是有条件的，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各自的交流中使自己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不曾丢掉生命力强大的母文化，关键是要有这强大的母文化。

 
文化上的差别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举两个例子，有个在中国流传很广的故事，说香皂包装生产线常出来空盒子，这个问题大厂小厂都遇到了。

大厂让一海归博士进行攻关，采用了很多先进技术，花了几十上百万的资金终于搞定。

小厂的老板知道出空盒子这个情况后很生气，表示决不能卖空盒子给客人，决不能因此让客人对我们失去信任。

他气冲冲的给生产线班组长下达命令：要么解决，要么走人。

结果第二天就解决了，方法就是拿一台电风扇放在生产线旁猛吹，装有香皂的盒子重，留下了，空盒子轻，吹走了。

这个例子不管是否真实，其实可以看成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所致，那位博士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不管是由于思维的定势，还是习惯了西方文化模式，总之，他的思想很西方，那位班组长具有中国人思维的显著特点。

又比如，西方人把冒险当游戏，为小事、无聊的事冒险，中国人在关键时刻才冒险，中国人的冒险精神让西方人不敢想。

同样遇到开心事，西方人在乎一时的欢快，欢庆时不考虑后果，显得非常感性，老是出现西方人开心的欢快后，痛心的收拾残局的情况。

中国人则总是理性的考虑着全局，要考虑欢庆后的正常生活。

 
再比如，一只小小的芯片是现代科技的结晶，其内部的硬件结构也能体现出文化的差异。

比如，考察其内部各单元的分布，如存储器和各种开关的排列和配置，你能发现设计者对各器件的重要性的安排和运行顺序的倾向性，多少也能看出西方文化的特点。

因为现在的芯片大多数都是西方人设计的或者说套用了的西方的设计思想，等以后中国造的芯片多了，就更容易比较了。

再看看软件，西方人设计的软件有两个显著的西方特点，第一，把简单的搞复杂。

第二，把少量搞成大量。

大约解释一下，西方人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总喜欢从头开始，从中间起步好像不会。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他已经会区分上下左右了，你问他哪边是左，他铁定会比划着小手，上下左右的走一遍，然后告诉你正确答案。

的确，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有时候表现得比较笨拙，就是中国老百姓说的扛起竹竿过巷子转不过弯。

西方人研究事物，老想钻进去查看，总是想把整体分成若干部分，这是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但这可能会丢掉一些隐藏在事物之间的规律。

对于一个软件项目有n个条件，西方程序员很可能会首先建立n个宏，然后按条件要求一个一个顺序的进行判断。

在这一过程中，他可能会开发和调用好多个子函数，直到已知条件也不那么显而易见为止，大有不绕花读者的眼睛誓不罢休之势。

其实这个作者肯定知道，由于各种因素，这些宏是存在冗余项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宏至始至终是不用的，但是习惯了，先全部建起来再说。

而对于那些子函数，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层层分解。

换一个中国程序员，那可得要发挥小聪明了，他通过思考可能会发现一些规律，然后作专门的处理，或单独写一个函数，从大条件到小条件进行判断，或者跳着判断，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建一个条件，函数调用量会少很多，极可能减少好多次判断就得出正确的结论。

前一种方法有时被视为严谨，解释为容易拓展和移植，作为一种方法，当然是必须予以重视的。

不过，搞工程不是写教科书，对大多数中小型工程，没有后期的技术拓展机会，多数工程最终是死掉而不是升级，有时重写可能比升级更容易，特殊处理可能比通用处理更实在，也并不一定影响工程的稳定性，总之，不同的方法各有利弊。

对于一个大型的软件项目，刚才的中国程序员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了，西方人发明了面向对象的写法，这种方式更适合中国人来当组长，来把握程序的全局。

西方程序员则快乐的写一个个函数块，给你一物，你就把这物的属性写出来，该函数块还具有类似生物进化的功能，按要求留出几个接口就行了，然后等待调用，你不用关心主程序想干什么，这个方法真还可以当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西方文化从小到大，当大到一定时候，所使用的已知条件也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这个时候，西方人就像在黑暗中按照指示灯的方向前行，是能够到达目的地的。

中国人是习惯在黑暗中开着手电筒前行，而不是只看指示灯，因为中国人老是想要了解全局。

这两种方法都能走到目的地，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各自的优劣。

的确，对同一件事，中国人是在大脑里习惯性的进行跳跃思维后得出结论，西方人是根据逻辑关系一步步的推导。

所以，听相声演员抖包袱时，中国人马上就笑了，即使已经译成外语，老外还是笑不出来，可能就是有几个弯没转过来，还停留在局部，而没有把握全局。

这和中国人听到外国笑话时可能也不笑的情况不一样，那是因为中外生活方式不一样，思维的重点不一样所致，是中国人没有跟上或没有合上西方人的“直截了当”。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并不一定要按逻辑出牌的技术大国，对严密逻辑表示严重不习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了跳着来，前面的那个结论“鳄鱼可以被淹死”，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逻辑上是错误的，这就明显带有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西方文化的这些特点是古希腊的遗产，西方人一直继承着，西方人的定势思维很明显，非此即彼，不过，这种思维造就了伟大的现代文明，数字电路不就只认开和关么。

东西方的文化logo也能看出各自的特点，十字架是正交且没有曲线的，八卦阴阳鱼是没有直线的。

站高了，虽然能较好的把握全局，但却忽略了细微处的精彩，各种文化太有相互交流的必要，西方人的“笨拙”和中国人的“圆滑”需要相互借鉴。

中国人过马路闯红灯时有发生，看似没有养好习惯，实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当没有车经过的时候继续等，那不就是傻么，当别人都在闯红灯，自己还傻傻的站住不动，那不又是傻么，养成了这个不好的习惯，说不定哪天有车过的时候也下意识的闯了过去。

遵守交通规则总是重要的，但事物都是要看两面，电脑操作系统的运行，如果出现类似没有车经过也在等红灯的情况，那不是遵纪守法，那是很糟糕的设计。

这里顺便说说过马路的方法，永远要东张西望的看车，这比只看红绿灯更重要。

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当你站在路边准备过马路时，你实际上是在控制驾驶员，要想安全通过只需注意一点，尽量不要向驾驶员下达踩刹车的指令，千万不要深信车总会礼让行人，天天都有车撞人，驾驶员本意不是想撞人的，结果就撞上了。

文化常常以习惯的方式出现，不一定和学识或者思想素质挂钩，一个西方国家的黑 社会老大也可能乖乖的等红灯，因为西方国家的汽车普及比中国早几十年，也就是说血的教训早几十年，并且他当年闯红灯被罚或差点就被车撞，让他已经养成了等红灯的习惯，不等反而不习惯。

中国现在类似问题还多，乱扔垃圾，公共场所抽烟，高声喧哗，这些主要还是因为以前中国太穷，不在乎这些，现在中国富得太快，可习惯没跟上，真要严格打表，不用三五月就搞定。

遥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娼妓问题和鸦 片烟问题，那是说停就停。

但涉及到广大群众的文化问题不推荐采用这样的极端方式，现在的这些小问题，中国人是知道的，不急，习惯慢慢养，慢慢的加强法治观念教育，再富几年就好了。

 
西方人总把自己当成大人物，所以I要大写，老是要强调个人的自由，其实真没中国人自由，因此，西方人，才对自由这么在意。

中国人下意识中把自己当成小人物，当成国家、民族中的一员、集体中的一员。

中国的小说、电影里经常有如“人在阵地在”、“誓死保卫……”，中国总有人把自己当小人物，甘愿让国家或他人的存在凌驾于自己的存在之上，不管你做不做得到，不管你相不相信，在中国文化下，这些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是西方人不能比的，这是中国文化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是为人民，西方文化是为人，所以，中国是要解决人民的问题，西方是要解决单个的人的问题，然后试图做加法来解决全部问题。

正因为如此，西方文化才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这会使集体的力量大打折扣。

像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这些中国英雄，西方人是看不懂的，因为这样的集体主义在西方没有相应的文化支撑，或者说，西方的集体主义是在保证每个人狭隘的自由权益下才有的。

 
在文化上，中国学西方已经可以乱真，西方学中国还真是处在少年儿童阶段。

除了因工作或贸易的原因学习汉语，西方还没有广泛的意识到向中国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输出国，但中国的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的方式是做好自己，别人觉得好可以随便学，中国始终尊重且没有干扰别人的发展。

西方在给别人强行灌输西方文化的时候，目的很清楚，并不是要对方学会西方文化，对方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学会，让其学点西方文化是西方控制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

东西方文化上的这种差别让明白人更加防范西方文化。

美国为什么老是在世界各地惹事，你可以说，美国的存在方式就是靠外界对自己的输血。

对的，这里面还有文化的原因，美国必须更关心外面的世界，美国根本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化，因为美国没有美国文化。

而美国对外界的关注常常是以惹事的方式，这是输血所必须的规定动作，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感到，战争才能给美国带来财富，这差不多已经形成了美国的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才能催生美国异常发达的军火工业，才能“鼓励”历届美国政府对外找事、惹事。

要保持世界对美国的持续输血，就得让世界处于战争或战争威胁之中，当世界总有地方处于动 乱或战乱时，美国才能浑水摸鱼。

事实上，美国要想保持这种输血状态，就得养一批恐怖分子，美国感到了战争的好处，甚至，美国政府的人、军界的人一听到世界某个地方又发生了战争，他们会发自内心的微笑，不然，自己可能有失业的危险。

 
美国文化的主体还是西方文化，拥有西方文化固有的缺陷，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美国，美国太年轻了，美国的历史经验、政 治智慧对历史来说太幼稚了。

同样是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中国得出了与美国完全相反的结论，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把这些话译给美国人，现在的美国人也听不懂，没办法，文化就是这样，不是说要改就能马上改掉的，文化也符合牛顿第一定律，文化是有惯性的。

中国不会到处惹事，西方可以解释成现在中国力量不够，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对自身文化太自信，对外的注意力始终不够，这也属于中国智慧。

美国的玩法终将使美国分裂，而且不会是在遥远的将来，即使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是这样，也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改变，美国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美国文化，倒是惹事文化丰富，结果是注定的，最好的结局是好说好散。

现在，美国的霸道作风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欧洲的一些国家虽然常常干一些具有“文化传统”的坏事，但已经算得上克制得多了，不是这些西方国家已经学乖，而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已经不具有相应的实力了，世界的美好在于中国的强大，特别在于中国文化对西方国家良好的引导。

 
有时，在中国人眼里，西方人的愚昧是不可理解的，有时愚昧得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盲同步摇头。

对于科学素养方面的无知，西方的知识分子早已习惯了身边的这些愚昧，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同时，欧洲人的文化自尊心比中国人强不是一点点，从文艺复兴起，这个现象有统一和规范的趋势，以致于欧洲的文化造假现象空前的繁荣，此处，读者需要对欧洲文化有一定了解后作出评判，后面艺术部分还会涉及一些。

这个造假现象对欧洲人也是无奈之举，西方由于科学的先行一步，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的灯塔，但在历史上，西方又常常扮演弱者和学习者，所以，西方在面子上，有时表现得超出很多中国人的想象。

由于西方的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西方不好的文化也会成为世界文化的范例，这是人类的悲哀，好在中国正在全方位复兴，这是人类的幸事。

西方人的思维是被限定在法律、经济、自由、神这四个元素里，西方人认为因此找到了世界和人的真谛。

这其中，神是无条件的存在，在中国也是如此，只是神在中国有几分委曲，中国人信神但不在乎神，还和神斗。

法律条款和经济条款是规定出来的，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对自由的认识基础上的，西方人追求自由，这是因为，西方经历了正宗的奴隶社会以及拥有大量农奴的封建等级社会，并且，等级之间难以转换，再加上宗教曾经那么霸道，所以，欧洲人对自由的渴望不是普通中国人能理解的。

中国人在不同社会都可以在不同等级之间跃迁，人们的追求和西方人所追求的个体自由不是一个层次，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装有天下，过分追求个体自由在中国是玩不动的，但我们不能去怪罪某个具体的西方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遵循他所在的社会文化。

 
文化在政府层面总能很好的体现出来，不管这文化是好还是不好。

看看东西方政府高层在对外态度上是如何的。

中国外交部答记者问的时候，西方记者总是提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主权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中国记者除了反击的时候，从来不对别国提这样的问题，充分的尊重别国在政 治、文化上的选择。

西方文化生来就带有攻击性，不提这样的问题就不是西方文化、就不习惯。

中国和西方都对困难国家进行援助，这些援助明显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同样看出西方文化的劣根性。

西方的援助都附带条件，这实际是让别的国家拿主权换援助。

中国对外无私的援助有时都令普通中国人有点不理解，这里面既有人民不知道的政策、策略的原因，更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中国人民自己也是这样的，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有时也是打肿脸充胖子去帮别人。

大家对此可以当玩笑，中国文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的确是真诚的，西方文化落后太多。

 
出土的何尊上不是写着么：余其宅兹中国。

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天下的中心，我们就居住在中心，宅在中心，我们没有心思再去找别的土地了。

意思就是我们不想搞侵略，这可以认为是早期中国对世界的宣言。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中国人总是在为平息战争而努力，西方则是走出去开发战争，梦想杀光当地的所有的原住民。

郑和庞大舰队出航，不是开发殖民地，是扬国威、传文化。

明成主向郑和指示：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相差不过几十年的哥伦布，出海去发现新大陆之前为了筹集资金，到欧洲各国王室游说时提出的条件以及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重点在于怎么分红和谁当新发现地的总督。

然后，欧洲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抢劫和对当地人的屠杀，美洲的一些文明因此嘎然而止。

中国唐朝时，高昌国联合突厥与唐为敌，侯君集打下高昌国后，将士们抢了些钱财，侯君集也分了一份，结果这事被告到了皇上那里，侯君集因此被严肃处理。

再看看西方，“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

”这些是中国和西方同样处于世界强国时的例子。

 
当年，西方人去非洲不是讲贸易，是抢资源和贩奴，在其他地方遇到的阻力大些，才讲贸易。

因为西方先走一步，所以在贸易中总能获得最大利益，同时在贸易的过程中可以慢慢将该地区给西方化。

但不是为了在这个地方搞民 主，而是为了西方人能更自由的在这里搞贸易，反正那时的西方搞贸易老赢，贸易不行了就开打，西方的军事又先走了一步，所以开打老赢，西方的这种丑陋作风是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

西方文化的确有不好的成分，不管产生过多少哲学家和科学家，西方文化始终具有严重的侵略属性。

好像从一开始，西方文化就从高层走偏了，中国的神话，要么是歌颂高层为人民谋幸福，要么就是反面教材。

西方神话中，好不容易出了个普罗米修斯，把火带到了人间，可领导却是不准人类用火的，宣称要给人间带来灾难，这才有后来潘多拉盒子的故事。

去看看古希腊神话，充斥着猜忌、乱 伦、夺位、复仇，而且还当成主旋律来讲，欧洲文化将这些表达得如此的真实，而只要真实，欧洲文化就会当成文化精品代代传颂，欧洲文化一开始就没有走正道，我不得不更欣赏中国文化。

当然，西方文化也推崇一些美德，西方文化也试图教人们学好，除了宗教的规定，主要是以灌输心灵鸡汤的方式进行。

儒家同样是教人们学好，教人们仁、义、礼，仁、义、礼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约束，这些方法还真是有效，有效了两千多年。

西方学不会，因为民 主、自由的思想已经战胜了仁、义、礼，西方人都是自由的，后面我们再谈仁、义、礼。

不过有一点，中国文化有时比西方文化表现得更加爱屋及乌和恨屋及乌，西方文化在某些地方比中国文化稍显辩证一些，现在，中国人正在慢慢具有这种辩证思想。

东西方文化都带着几分虚伪，中国人虚伪的时候常常有面子上的考量，这种虚伪有时也还算是乐子，一般出不了大事。

西方的虚伪来得自然而然，似乎总是藏着阴谋，成了算计对方的工具，是可以置对方死地的，就已经不是虚伪了，是危险。

西方文化使劲挖掘人类的自然、原始的一面，即人作为动物的一面。

中国文化使劲挖掘的人的虚伪的一面，即真正的人的一面。

我们说，这两方面都是需要认识的，但大家必须承认，人比猴子虚伪。

 
西方文化是在吃饱饭后才会关注美德，而中国文化对人的要求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两句最有意义的是前一句，这一句才更能体现做人的精神价值，这是西方文化所欠缺的。

那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古人的夸张表达，却有着深刻的意义，《论语》以及其他中国古典作品，有政 治有哲学有生活，越是学习，越是实践，就越想到一个成语：博大精深。

 
谈西方文化，总是要谈契约精神，契约与合同在概念上差不多，严格来说，契约、合同都是与法律配套的，但契约精神更需要自觉遵守。

契约思想的来源，一般认为，从古希腊起就开始有契约思想，但那还只是一种思想，毕竟，欧洲大陆和巴掌大的古希腊城邦不在一个层次，动物界流行的丛林法则才是源头。

契约思想是在力量差别不大的各方才想得出来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西方政府不力，各种势力数量庞大，很难有某一势力有能力摆平其他所有势力，这时，人的理性就显示出来，此时的人们会清楚的认识到，只靠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最后，大家只好坐下来谈，主要是谈与商业有关的交易，在对外时也称为贸易，之所以会坐下来谈交易或贸易，是因为各个山头产出的品种不一样，必须要交换，大家的小日子才都过得下去。

当然，如果打得赢就不用跟对方谈贸易了，因为打不赢或自己损失会很大，所以才有贸易一说。

于是就会有人提出契约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欧洲人都读过或听过《圣经》，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欧洲人，都先后与上帝签订了契约的，人们相信，有上帝的监督，就不用担心对方失约，这样，大家就顺理成章的签字了。

慢慢的，契约的思想上升为可以与宗教和法律无关的一种文化，称为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既是法律的要求，也超出法律的要求，更加带有自觉遵守的成分，好像犹太人早就知道欧洲人不好管理，于是搞出个和上帝签约来引导欧洲人自我管理。

 
契约精神的精髓在于，大家都守信，如果自己不守信将导致别人不守信，为了别人不破坏自己的利益，自己必须对别人守信。

西方的契约思想和中国人所说的诚信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对诚信的要求是，自己讲诚信并不以别人是否讲诚信为条件。

老百姓常说的“你不仁我不能不义”就有这种文化的影子，中国人一般是在“仁至义尽”后才被迫“你不仁我不义”。

两千五百年前，学生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具有以德报怨的文化氛围，当时的社会已经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文化，孔子当然是知道这个社会情况的，孔子更知道这是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思想情怀。

孔子深知，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现在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大多数人，实用哲学才是大众哲学，此时，孔子是在给研究生讲具体技术了，这是多么灿烂的文化。

契约精神是在力量相对平衡的前提下才有的，契约精神的重点是对等，其实是缺乏真诚和宽容的。

契约思想是一种经济行为或具有经济模式的行为，中国文化对诚信的要求是一种道德行为。

虽然一些中国人也养成了西方的思维方式，但改变不了中国文化的本质。

西方文化正因为严格遵守契约精神，所以，对等概念在西方特别重要，连报复都要对等。

中国文化首先寻求的不是对等，是先让一步，那句“退后一步天地宽”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头禅，中国的对外战争非常能显出这种文化的痕迹，所以，挨过中国 军队打击的对手，必须好好的反省。

在西方宗教一次次以上帝的名义，为报复而发动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宗教则是极端的遵守中国文化的相关要求，连报复这个词都去掉了，我再次不得不认为中国文化更加优秀。

 
有了契约思想更加导致了西方政府的不力，因为契约思想在很大程度能够管理社会，连欧洲海盗都常常要讲契约精神，抢的时候除外。

契约思想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契约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契约的原始想法，是多数人委托少数人组成政府，去承担社会责任。

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表现，西方人没有天下思想，不愿意为他人承担社会责任，但必须有人来承担，否则，社会就乱套，谁也没得好，那就要找人来组成政府，以便对社会进行管理。

此时的西方人也有一点小义气，义气问题，西方人更没法同中国人比。

西方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让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别人，才能享受别人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

这个过程具有强烈的契约色彩，将其视为一种合同也是合适的，这个想法在技术上是高明的，曾经误导过太多的中国人。

一个来源于类似条约、协议、合约、合同的政府根本不是中国人心中的政府，这个政府最终是管不好事的。

西方的发达在于经济界人士所说的一种红利，自由带来的红利，这根本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西方却错选了两百多年，红利快要到底，接下来需要思考资本主义何处去的问题。

那帮中标的人组成政府，那帮人是想占便宜的，所以才要有这么多制衡的措施，这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政府需要有家长似的思维，否则这个家就搞不好。

家长心中有整个家，而契约的一方心中没有整个家，也不被另一方允许拥有整个家，就剩下当政客了，干一把就撤，后面我们再谈西方政客的事。

 
连政府运行都成了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个与中国人常说的主人翁精神就不粘边了。

主人翁精神是主人翁思想的发展，中国文化要求中国人是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国家的建设，即使很多人还达不到，但中国文化就是这么要求的。

首先，什么是主人翁思想？一个社会要运转，就得有人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每个人都享受着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相互的。

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在干着本职工作的时候，完成任务是本分，是必须的，与此同时，还能替集体、社会和国家着想，就是具有主人翁思想。

这是天下文化所提倡的，主人翁思想中含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主动与奉献，并不一定都是惊天动地的，更多是自然而然，小桥流水般的流走于生活与工作中。

主人翁这个词出现得很早，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提出来又比较晚，主人翁思想是中国文化一直都具备的，用这个词来概括还真是有才，后面还会说这个。

只有在中国文化下，人民才更有可能具有主人翁思想，才可能出现“满街都是圣人”的情况，因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文化，世界总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中国文化才主张主人翁思想，中国人也才更有可能成为圣人。

主人翁精神是主人翁思想的发展，是对社会的一种更为主动的责任。

在西方，人民对政府、对国家缺乏主人翁思想，西方人民的理由是我和我们向政府交了税，政府就得听我和我们的。

这里，之所以要把我从我们中提出来，而且还放在我们之前，不是玩文字游戏，是要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

平等是西方人不假思索的追求，所以西方人总是在思考怎么才把蛋糕分均匀，即每个人都不吃亏，怎么样的政策才是合理的、正义的，即怎么才能使大家都获得平等的感觉。

这些思考都是基于“我”为中心的提问，中国文化是不提倡的，中国人认为多一点怎样，少一点又怎么样，退后一步天地会更宽，孔融让梨是中国文化在小朋友身上的体现。

 
东西方军队也存在契约精神的区别，雇佣兵制是西方的发明，战斗力肯定不可能强，从古希腊起，西方政府就难有强大的能力组织起人数众多的军队，招兵常常是给好处，包括给钱，许诺胜利后可合法的抢。

由于本地人口数量本来就不多，所以才有雇佣兵，有雇佣兵概念，国家概念就淡化了。

体育比赛的转会制度也是西方发明的，也只有西方才能发明得出来，这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特别是国际间的转会，但对技术的交流是有益的，这也说明文化在发展。

还是谈军队，西方军人当俘虏似乎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也许回来还有鲜花。

思路是这样的，被俘之前你是作了战的，是履行了作为一个军人的契约精神的，是在子弹打完，或者面包吃完，或者被包围，或者掉海里，反正有一大堆理由的前提下投降的，是理性的、人性的选择，重点是你开过枪，没人调查你朝哪个方向打，打没打中，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履行过军人的职责。

中国文化对此是不理解的，中国文化对中国 军人的要求不是契约，而是精神。

东西方文化对开战的理由就有不同，西方是太容易开战，打仗就是个玩，打不赢就投降。

中国的战争是最后的办法，即其他办法都不管用的情况下才开战，中国文化虽然珍视生命，但是，走到开战这一步，个体的生命就不能再显得第一重要了，集体的胜利才是最后胜利，小我要为大我作出奉献，这正是中国 军队拥有那么多西方人看不懂的英雄的原因所在。

 
西方的契约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约束普通人的，对于西方的强者，契约精神就成了次要，西方的强者还都有着当年蛮族时留下的基因，双方力量相差不大时才会考虑契约的事。

中国文化对强者思想的引导和约束更有力、更和谐，这是中国天下文化的特点，被中国历史反复证明。

契约思想处处要求对等，这么看来，契约精神还抵不过宗教精神，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为死后的安乐而不停的帮助他人，虽然这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但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并没有寻求他人的回报，让上帝看得见就行。

契约精神是在履行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在监控对方是不是已经违约，自己才好合法的违约。

契约思想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想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思想境界不高，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是非常重要的。

契约精神实则为自私自利精神，但人人都能做到这样的自私自利，天下就太平了。

这话好耳熟，杨朱当年就是这么说的，虽然这种说法很智慧，但这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所以杨朱被中国历史忘掉了。

但要肯定的是，契约这一想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广泛流行的时候，这一思想能保持杨朱所希望的一种良好秩序，起到的效果相当好。

 
契约精神首先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这里我插写一小段我的真实故事，我当年在重庆长安厂工作的时候，在一次下班路上，我捡到一张出入证，我拿在手里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想应该还给这人，不然他会有一些小麻烦。

这时，我已经走另一个部门的门岗了，我灵机一动，弯了几步就把这证扔在了门前。

我是这么想的，我如果直接交给门岗人员，他们不认识我，会对我大老远拿个证给他们表示不好理解，我可能需要解释好多句，我觉得是浪费时间。

如果是这个部门里面的人捡到，随手交给门岗人员，他们会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收下，要找到证上的人，他们比我容易。

之后，我想到要办一件事，回到家，我马上在我的出入证后面把今天的事简单的写了下来，全文已经不记得了，最后是这样“……之后，我高兴极了。

”我之所以写这些，思想境界不高，甚至思想有些阴暗和虚伪，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捡到我的证，请像我这么干，现在想来，这不就类似于契约精神么，还真是发源于自私自利。

 
西方在运用契约思想时，实际仅适用于西方，即西方世界之间适用，西方同其他民族之间是在不痛不痒的问题上、在西方占便宜的时候才适用。

不过，西方社会走到现在，连契约精神的底线也已经守不住了，号称西方民 主灯塔的美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践行了“弃约精神”，西方世界说话不算话常态化，西方人喜欢且必须为说话不算话找理由。

在中国，说话不算话一般就躲起来了，是不好意思的，没法在江湖上混的。

所以，中国人说话前善于先想好，有全局观，西方人只想眼前，然后找理由来改。

契约精神对西方人来说早已变成了一种经济策略并且运用于政 治，对自己有利时加以强调，反之，在遭到麻烦的时候加以相声般的解释，西方文化使得资本主义连同西方民 主，特别包括那个民 主样板工程已经跑飞。